一個分管拆遷工作的副鎮(zhèn)長，利用手中的職權將拆遷工程指定給自己的“親信”承包，讓這些老板賺得盆滿缽滿。自然，知恩圖報的他們也忘不了向這位“財神爺”表達一份謝意，繼續(xù)保持良好的“合作”關系，以便今后能拿到更多的工程。于是，紅包、手表、電腦、“拜年費”等等一次次借“表達謝意”之名送到了他的家里、車上，直至把他送進了牢房。10月10日，蘇州市相城區(qū)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楊某在拆遷工作中涉嫌受賄案，楊某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七年，沒收個人財產(chǎn)四十萬元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一審判決后，楊某沒有上訴。目前，該判決已經(jīng)生效。
從代課老師到拆遷鎮(zhèn)長
1980年，楊某還只是蘇州相城區(qū)某鄉(xiāng)鎮(zhèn)小學的一名代課教師，但他對這個工作并不滿意，經(jīng)常利用休息時間到學校的圖書館學習文化知識。6年后，隸屬于鎮(zhèn)政府的經(jīng)濟聯(lián)合會招聘文員，當時擁有高中文憑的人很少，楊某作為其中之一順利地應聘成功。成為政府工作人員以后，楊某格外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，他對自己嚴格要求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從普通的辦事員、文員做到了公司經(jīng)理，直至擔任副鎮(zhèn)長、黨委副書記等職務。
2006年以前，鎮(zhèn)上的拆遷工作還沒有實現(xiàn)規(guī)范化地招投標，作為分管拆遷工作的領導，對選擇哪個拆遷工程隊施工有著直接的決定權。當時鎮(zhèn)上具有拆遷資質的工程隊數(shù)量不多，大家多少也有點認識。于是，經(jīng)常前來套近乎的熟人蔡某、葛某和郭某便成了楊某做選擇題時的“最佳選項”。
2003年4月的一天，蔡某在做完一個民房拆遷工程后登門拜訪，略表心意。拎著老酒和香煙的蔡某進屋后，兩人自然是一番寒暄客套，不久蔡某便離開了。楊某這才發(fā)現(xiàn)酒瓶的包裝盒下面藏著一個信封，捏著就知道“分量”不輕，打開一看，里面的百元大鈔足有100張。還是感覺到這錢來得有點名不正言不順。于是第二天他找來蔡某要把錢退給他。蔡某則表示，這些錢只是他對大哥的一點謝意，幾番推諉過后，楊某還是接受了蔡某的“謝意”。
紅包塞進大閘蟹禮盒
以后的事情就“順理成章”了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，蔡某、葛某、郭某每隔幾個月就會各自做完一些楊某批給的工程，工程結束后也會根據(jù)自己賺到的錢數(shù)將不同數(shù)額的紅包塞給楊某，有時1萬，有時2萬，有時5萬；有時是在家里，有時是在飯店，還有時就直接放在車上，甚至塞在大閘蟹禮品盒中。除了紅包，電腦和高檔手表也是表達心意的形式。到了年底，“拜年費”也是紛至沓來。2004年，楊某出了一次車禍，這對外地老板郭某來說則是一個跟他套近乎的難得機會，1萬塊“慰問金”名正言順地送到了楊某手中。從2003年到2007年年底，楊某不知不覺中收受人民幣42萬元，手表、電腦折價2萬余元，共計人民幣44萬余元。
在收錢已經(jīng)收得稀松平常之后，楊某的胃口越來越大，幾萬塊錢再也不能使他的內心產(chǎn)生多大的波動。數(shù)量大一點的也不過是一番推辭之后照單全收?；只址ňW(wǎng)，后因為群眾舉報，楊某受賄一案進入了檢察院的偵查視線，而全然不知的他被捕時還坐在領導的位子上做著美夢。
坦言收錢因“心理不平衡”
庭審中，面對旁聽席上昔日的同事、朋友，楊某所說的“我一開始做代課教師，后來進機關，在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過程中，我放松了警惕，沒有把握好自己，我對不起組織，對不起關心我的領導，對不起家庭”或許是真心實意的懺悔，但這些話現(xiàn)在言之已晚。
庭審結束前的最后陳述中，楊某道出了心聲：“我經(jīng)過二十年的奮斗才坐到了現(xiàn)在的位子，一年辛苦下來不過拿了幾萬塊錢的工資，這些老板的活是經(jīng)我的手批的，卻能夠輕易賺到上百萬，一想到這些，我的心里就開始不平衡了，覺得他們給我的錢算是一點回報，是我該拿的。再說，現(xiàn)在的社會風氣就是這樣，好多人都這樣干，我不干就太傻了。”失衡心理和從眾心理的雙重作用下，受賄這樣的字眼在他的心中轉化成了簡單的謝意表達。他還對法官辯解說，當時的他覺得收錢與他的職務、身份并沒有多大關系，只是一種朋友間的幫忙與回報。“反正要找人做，給誰做還不一樣”，而且并沒有因此給國家造成經(jīng)濟損失，不能算是利用職務犯罪。
一位參加法庭旁聽的鄉(xiāng)鎮(zhèn)副書記深有感觸：“看到以前的同事犯下這種錯誤，我們很為他不值。自己在工作中也時常會面臨一些考驗，眼前這一活生生的教訓為我們又敲響了一記警鐘，提醒我們多思考怎樣拒絕這樣的‘謝意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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